4月以来，特朗普的所谓对等关税政策，掀起惊涛巨浪。全球股市特别是美股，在这个月特朗普的反复横跳中剧烈波动，华尔街巨头们可能从未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损失如此巨大。 美国时间4月23日，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国际金融研究所发表主旨演讲。作为特朗普团队中可能唯一一位专业的经济班底，他的表态至关重要。 在演讲中，他称美国和中国有机会达成一个大协议：美国这边通过加强制造业来重塑贸易平衡，中国那边则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更多走“国内大循环”。如果中方认真往这方向走，美中可以携手合作。 以下为演讲及问答全文：主持人： 今天现场果然是座无虚席，气氛热烈。现在，我很荣幸地邀请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做主旨演讲。 2025年1月28日，贝森特先生宣誓就任美国第79任财政部长，肩负起一系列重任——不仅要守护国家的经济实力，推动增长、创造就业，还要通过打击各种经济威胁、守护金融体系，来增强国家安全。贝森特先生在全球投资管理领域拥有超过四十年的经验，曾在六十多个国家工作和交流，与各国领导人和央行行长保持密切对话。他被广泛认为是货币和固定收益方面的专家，同时也是多家经济与商业期刊的撰稿人。 接下来，部长将发表主旨演讲，随后将与蒂姆·亚当斯（Tim Adams）展开对话。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财政部长！ 贝森特： 感谢您的热情介绍。很荣幸来到这里。 二战临近尾声时，西方国家领导人召集了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经济学者，他们肩负着一项重要任务：建立一套新的金融体系。 在新罕布什尔山中的一处安静度假地，他们为“美利坚治世”（Pax Americana）奠定了基础。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深知，全球经济的发展必须依赖全球的协调合作。正是为了促进这种合作，他们创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 这对“姊妹机构”诞生于一次深刻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动荡之后，其根本目标是：让国家利益与国际秩序更好对接，从而在不稳定的世界中带来稳定。 简而言之，他们的使命是——恢复与维护平衡。 这一使命，至今依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的意义。然而，当我们环顾当前国际经济体系，看到的却几乎处处是不平衡。 好消息是：局势不必如此发展。今天上午，我希望为大家描绘一份蓝图，重新塑造全球金融体系的均衡，并重振那些原本承担守护这一体系使命的国际机构。 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体制外观察金融政策圈的运作。现在，我站在体制之内，向外看。我非常期待与各位一道，为国际体系恢复秩序。 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首先必须让IMF和世界银行回归创立初心。 IMF和世行具有持久的价值，但“使命漂移”已经让它们偏离了航向。我们必须推进关键改革，确保布雷顿森林体系服务于真正的利益相关方——而不是相反。 要让全球金融恢复平衡，IMF和世行需要展现清晰坚定的领导力。今天上午，我将阐述它们如何发挥这样的领导作用，为全世界打造更安全、更强大、更繁荣的经济体系。 我也希望借此机会，邀请我们的国际同行，共同努力达成这一目标。 在这一点上，我要说得清楚：“美国优先”不等于“美国独行”。恰恰相反，它代表的是我们希望与贸易伙伴之间开展更深入、更具相互尊重的合作。 “美国优先”不是退缩，而是我们愿意在IMF、世行等国际机构中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强领导力的体现。通过强化领导，我们希望恢复国际经济体系的公平性。 全球失衡与贸易我刚才提到的不平衡，在全球贸易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正是美国决定现在采取行动，重塑全球贸易格局的原因。 几十年来，历届美国政府都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我们的贸易伙伴会主动推行有助于全球经济平衡的政策。但现实是，美国在一个不公平的贸易体系下，长期承受着庞大且持续的贸易逆差。 其他国家的有意政策选择，已经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基础，破坏了我们的关键供应链，甚至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和经济安全。特朗普总统已采取果断措施，应对这些不平衡，以及它们对美国人民带来的负面影响。 当前这种长期存在的严重失衡，根本无法持续下去。它对美国不可持续，从长远来看，对其他经济体同样如此。 我知道，“可持续性”如今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词。但我要说的不是气候变化或碳足迹。我说的是经济与金融的可持续性——那种能切实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保障市场正常运行的稳定性。如果国际金融机构想要实现它们的使命，它们就必须把这种可持续性作为唯一聚焦点。 在特朗普总统宣布关税政策之后，已有超过一百个国家主动与我们接洽，表示希望参与重塑全球贸易平衡的进程。这些国家对总统提出的建立更加公平国际体系的主张，反应积极且开放。我们正在与他们进行建设性对话，并期待与更多国家展开交流。 其中，中国尤其需要进行再平衡。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正越来越远离消费驱动，转而依赖制造业。如果现状持续，中国那种以制造业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只会加剧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失衡。 中国当前的经济模式，实质上是通过出口“转嫁”自身的经济难题。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模式，不仅对中国本身构成伤害，对整个世界也构成了风险。 中国必须改变。中国自己也知道必须改变。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而我们愿意提供帮助，因为我们自身也需要再平衡。 中国可以从削减出口产能开始，转而支持国内消费者和内需市场的发展。这一转变将有助于实现全球迫切需要的再平衡。 当然，贸易只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一部分。全球经济长期对美国需求的依赖，已经让整个体系变得越来越失衡。 有些国家的政策鼓励过度储蓄，抑制了私营部门主导的增长；还有些国家人为压低工资，同样限制了增长。这些做法加剧了全球对美国需求的依赖，也让整个世界经济比应有的状态更加脆弱。 在欧洲，前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已经明确指出多种导致经济停滞的根源，并提出了一系列应对建议。欧洲国家应认真对待这些建议。 目前，欧洲已经迈出了迟到但必要的第一步，我对此表示肯定。这些举措将为全球经济提供新的需求来源，同时也意味着欧洲在安全事务上承担了更大责任。 我始终认为，全球经济关系应当与安全伙伴关系相辅相成。 安全伙伴之间，更有可能构建出结构相容、互利互惠的经济体系。如果美国继续提供安全保障与开放市场，我们的盟友就必须在集体防务上做出更有力的承诺。欧洲在财政与国防支出方面的最新行动，正是特朗普政府政策开始显现成效的例证。 美国在IMF与世界银行的领导地位特朗普政府以及美国财政部，致力于维护并扩大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领导地位。这一点在国际金融机构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IMF和世界银行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只要它们能够忠实履行自己的使命，特朗普政府将全力与它们合作。 但在当前的状态下，这两家机构未能达标。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机构，必须从目前议题繁杂、目标分散的状态中抽身，回归它们的核心使命。议题扩张已经削弱了它们履行根本职责的能力。 接下来，特朗普政府将进一步利用美国在这些机构中的影响力和领导地位，推动它们聚焦使命、发挥作用。我们还将要求这些机构的管理层与工作人员，对取得真正成效负起责任。 我在此诚邀各位与我们一道，推动IMF与世界银行重新聚焦其核心使命。这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利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先，我们必须让IMF重新成为真正的IMF。 IMF的核心使命是：促进国际货币合作，推动国际贸易的平衡增长，鼓励经济发展，并防止竞争性汇率贬值等有害政策的出现。这些功能对于美国和全球经济都至关重要。 然而，IMF如今正深受“使命漂移”之困。这个曾坚定不移致力于全球货币合作与金融稳定的机构，如今将过多的时间和资源投入到气候变化、性别与社会议题之中。 这些议题本就不是IMF的职责所在，而这种偏离反而削弱了它在宏观经济核心议题上的能力。 IMF必须成为一个“毫不留情地讲出真相的机构”，并不仅仅是对某些成员国。遗憾的是，现在的IMF却选择“视而不见”。它2024年发布的《外部部门报告》居然以“失衡正在消退”为标题，这种“盲目乐观”的判断，正反映出一个机构更致力于维持现状，而不是提出关键问题。 在美国，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必须整顿自身的财政。上一届政府创造了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财政赤字，而现任政府正在全力扭转这一局面。 我们欢迎批评意见，但我们无法接受IMF对那些最应受到批评的国家——特别是长期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保持沉默。 根据其核心职责，IMF必须点名那些长期采取扭曲全球经济政策、操控货币且不透明的国家，比如中国。 我还期望IMF能对某些债权国的不负责任放贷行为发出警示。IMF应更加主动地推动官方双边债权国尽早介入，与借款国开展协调，从而缩短债务困境的持续时间。 IMF必须重新聚焦其贷款职能，专注于解决国际收支问题，并确保贷款具有临时性质。 当责任明确、操作得当时，IMF的贷款正是其对全球经济所作贡献的核心体现：当市场出现失灵，IMF能够出手提供支持；作为交换，借款国则需落实经济改革，以解决收支失衡并推动增长。 这些改革所带来的变化，构成了IMF在建设一个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阿根廷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本月早些时候，我访问了阿根廷，以示美国对IMF帮助该国财政重整工作的支持。阿根廷应当获得IMF的支持，因为它在实现财政基准方面取得了实质进展。 但并非所有国家都理应获得同等待遇。IMF必须对未能落实改革承诺的国家负责，并在必要时坚决说“不”。IMF没有义务向拒绝改革的国家放贷。 衡量IMF成功的标准，应该是被支持国家实现经济稳定和增长的能力，而不是其贷款总额的多少。 世界银行和IMF一样，世界银行也必须重塑其职能定位，回归其本源。 世界银行集团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减少贫困、吸引私人投资、创造私营部门就业，并减少对外援助的依赖。它为各国自身的发展重点提供透明、可负担的长期融资支持。 与IMF一样，世行也向低收入国家提供广泛的技术支持，帮助它们实现债务可持续性，这使得这些国家能够更好地应对来自其他债权方的胁迫性、不透明的贷款条款。 这些核心职能与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及全球推动建立一个更安全、更强大、更繁荣经济体系的努力相辅相成。 但现实是，世界银行在某些方面也偏离了初衷。 它不应再期待通过华而不实、充斥时髦术语的宣传获取“空白支票”，更不能用模糊不清的改革承诺敷衍塞责。 在重返使命的过程中，世行必须更加高效、有效地使用其资源，并切实为所有成员国创造有形的价值。 当前，世行提升资源使用效率的一个关键方向，就是聚焦提升能源可及性。 全球商业领袖普遍指出，不稳定的电力供应是阻碍投资的主要障碍之一。世界银行与非洲开发银行联合发起的“使命300计划”，旨在为非洲新增3亿人口提供可靠电力，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努力。 但世行还必须进一步回应各国的能源优先事项与实际需求，聚焦于能够真正支撑经济增长的可靠技术，而不是一味追逐扭曲性的气候融资指标。 我们赞赏世行最近宣布将取消对核能支持的禁令。这一转变有望彻底革新多个新兴市场的能源结构。我们鼓励世行继续向前，为各国提供对所有能够提供可负担、稳定基础电力的技术的平等接入权。 世界银行应坚持技术中立，并在能源投资中优先考虑“可负担性”。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意味着投资天然气或其他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项目；在其他情况下，也包括配备储能或调度系统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能源充足才能带来经济繁荣。 因此，世行应倡导“多管齐下”的能源发展路径。这样的做法不仅将提升其融资效率，也将真正使世行回归其促进经济增长与减贫的核心使命。 除了提升能源可及性，世行还可以通过落实其“毕业政策”（graduation policy）来更有效地使用资源。 该政策的目标是让世行把更多贷款资源用于最贫困、信用等级最低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也是世行支持在减贫和增长方面影响最大的地方。 然而现实中，世行至今每年仍向那些早已符合“毕业”标准的国家提供贷款。这种持续放贷缺乏正当理由，它挤占了高优先级项目的资源，抑制了私营资本的发展空间，也削弱了这些国家摆脱对世行依赖、转向以私营部门为引擎的就业增长路径的动力。 展望未来，世行必须为那些早已达到毕业标准的国家设定明确的退出时间表。 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继续视为“发展中国家”，是荒谬的。 诚然，中国的崛起速度令人印象深刻，尽管这一过程部分是以西方市场为代价。但如果中国希望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与其实力相称的角色，那它也应当完成“毕业”。 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此外，世行还应推进基于“最优价值”的透明采购政策，帮助各国摆脱单纯以“最低价”中标为导向的采购模式。 “唯低价”采购往往鼓励那些依赖补贴、扭曲市场的产业政策；它可能压制私营企业发展，助长腐败和串通，最终抬高整体成本。 相比之下，“最优价值”导向的采购政策，无论从效率还是发展角度，都是更优的选择；而其强力执行也将令世行及其股东国家真正受益。 关于此问题，我还要就乌克兰重建援助的采购政策发出最严正的声明：任何曾为俄罗斯战争机器提供资助或物资的机构，无论是谁，一律无资格参与乌克兰重建基金的资金申请。没有例外。 结语最后，我要再次向我们的盟友发出诚挚邀请——请与我们一道，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再平衡，并让IMF与世界银行回归其创立时的使命。 “美国优先”不代表我们将退出，而是意味着我们将更加坚定地参与国际经济体系，包括在IMF与世行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一个更可持续的国际经济体系，将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及所有参与国家的共同利益。 我们期待与各位一道，为这一共同目标不懈努力。 谢谢大家！ 问答环节：蒂姆·亚当斯： 部长，感谢您的精彩演讲，也感谢各位今天的到来。刚才那句“美国优先并不等于美国独行”特别有力，可以说是让在场很多人都松了一口气。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只要这些国际机构回归初心、聚焦正事，美国就会一直参与其中？ 贝森特： 完全正确。在我提名听证会上我就说得很清楚：美国应该积极参与这些国际多边机构——不仅是参与，而是要在其中有所作为、赢得成果。这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真正为了全球。 蒂姆·亚当斯： 您提到重建全球金融秩序。其实二十年前也有位财政部高官说IMF“应对全球失衡的能力不足”，但之后每一位财长都有不同优先事项。那您自己会怎么做得不一样？理念和做法上具体有什么？ 贝森特： 第一件事就是明确重点。我们要重新设定这些机构的方向和衡量标准，让它们回到最初的使命。我来自私营领域，更习惯看结果和时间表。你知道，这些问题大家其实讲了二三十年了，有些国家可能还觉得可以再等100年，我们可没那个时间。 蒂姆·亚当斯： 在这方面，C是绕不开的重点。您也即将和中方同僚会晤。有什么方式让他们意识到，再多讨论都不如动手干点实事？ 贝森特： 其实也不用再多说什么道理了，他们心里清楚，只是缺少外部推动和执行的动力。我1990年第一次去日本，那时刚经历经济泡沫破裂；2012年我见到准备竞选的安倍晋三，他很快就推出了“安倍经济学”，十年之后，日本经济显著恢复。我相信中国同行一样也会认识到这点。 我之前还说过，我们有机会达成一个美中之间的大协议：美国这边通过加强制造业来重塑贸易平衡，中国那边则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更多走“国内大循环”。如果中方认真往这方向走，我们可以携手合作。当然，正像你说的，这一切的核心是我们自己得把财政管住。美国目前赤字占GDP的6%，这不是长久之计。 蒂姆·亚当斯： 把财政调整纳入全球再平衡框架有多重要，能展开说说吗？ 贝森特：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座各位大多受过系统的经济学训练，都明白贸易逆差来自三个关键因素：第一是贸易政策本身，包括关税、非关税壁垒、汇率操纵以及对劳动力和生产要素的补贴；第二是预算赤字，赤字越高，对进口外部商品的“吸引力”越大，同时也推高了利率；第三是美元汇率，美国始终坚持“强美元”政策，由市场决定其价值。所谓强美元，不是指报价高低，而是指通过稳健的政策赢得资本青睐和市场的信心。 我们的问题不是收入不足，而是支出过高。我建议特朗普总统将长期赤字控制在GDP的3%左右，使其与2%的通胀或名义增长相匹配，并通过良好的政策实现更高增长。 蒂姆·亚当斯： 您再次提到了鲁宾（Bob Rubin）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美元特权”理念。有些人把它看成是负担而不是特权。您怎么看待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这一地位是不是会随着时间消退？ 贝森特： 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美元还是全球第一储备货币。而且说实话，我也不觉得有哪个国家真的想取代它。欧元一度被寄予厚望，但最近升值过快，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反而是负担。要守住美元地位，关键一环还是重建对国际机构的信任。 蒂姆·亚当斯： 您前不久刚去过欧洲，很多人感觉欧洲在酝酿一次“复兴”。您怎么看？这是不是欧洲承担更多全球需求的好机会？ 贝森特： 确实是一个好机会，当然也有不少挑战。我得说一句——我们应该感谢特朗普总统，他让多位欧洲领导人做了二十六年来没能做到的事：说服德国增加财政支出，拉动欧洲经济。这既是财政刺激，也是在分担欧洲防务负担。就像我经常说的，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就是经济安全。如果欧洲的新方案能奏效，我会全力支持。我最近还和西班牙财政部长私下聊过，他对欧盟未来在军费上的投入非常有信心，这一点我也非常肯定。 蒂姆·亚当斯： 部长，您现在同时推进很多重点方向：中美再平衡、欧洲机遇，还有美国内需再平衡（包括财政赤字）。那么您对IMF接下来有什么具体的期待？希望乔治耶娃女士和她的理事会应该怎么做？ 贝森特： 一句话：回归本源。IMF这些年确实跑偏了，议题太多太杂，需要“除除草”，重新聚焦国际收支和平衡增长这些核心任务，同时设定清晰的目标和成果衡量标准。 蒂姆·亚当斯： 我们再谈谈能源。您在演讲中特别提到核能。美国现在是全球最大产油国，每天产出约1300万桶。未来在哪些方面还应该再更多使劲？世行又该怎么更好支持化石能源、核能以及其他能源形式？ 贝森特： 充足的能源是经济增长的灵魂。我们得帮各国设计出适合自己的发展节奏：先“爬”，再“跑”，最后“冲”。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得从基础电力供应抓起。有些人还沉迷于幻想，觉得靠可再生能源就能一劳永逸，但现实是，水泵得转、电暖得开、医院得不断电。连南非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都还面临频繁断电。所以我们得先把基础负荷电力稳定下来，再考虑怎么逐步接入可再生能源等其他能源，而不是让可再生能源首发，导致产业没法正常运转。 蒂姆·亚当斯： 最后聊聊金融中介。资本主义没有资本，就只是一种空洞的“主义”，而美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对内对外都至关重要。您对未来的监管有什么愿景？未来这块产业应该怎么发展？ 贝森特： 最近私募信贷话题挺热。我觉得它代表了美国金融体系的多样化发展，但它现在的运作部分处于监管之外，某种程度上是因为2008年危机后监管太紧，传统金融机构的空间被压缩了。我们打算依托“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联合美联储、货币监理署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打造一个更灵活、更有韧性的监管架构，激发合规金融的活力。美国金融的独特性之一就是有大量社区银行和中小银行，它们提供了全国70%的农业贷款、40%的小微贷款和住房贷款。而G7其他国家大多是几个大银行说了算。以前是华尔街带着大家往前走，现在该让“主街”（Main Street）分享成果了。很多小银行在过去十几年因为监管压力大而缩手，实体经济也跟着停滞。我们下定决心要把这事修复好。 蒂姆·亚当斯： 再次感谢各位。财政部历来是“清醒的理性之声”，今天大家听到的正是这种理性的声音。祝各位一切顺利！让我们以热烈掌声再次感谢财政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