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法案长期以来一直被批评为不透明且难以操作的政策工具，即使它们是政府资金的主要来源，正如这幅 1883 年的政治漫画所展现的那样。
在美国国税局成立之前（1913 年），美国没有所得税。在 19 世纪，关税占政府收入的 90% 以上。当时，关税主要用于增加收入，而不是保护主义——这被视为一种更容易接受的向民众征税的方式，不会引发叛乱。在 20 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只有不到 15% 的美国公民缴纳所得税。其余的以进口糖、木材和羊毛的价格无形支付。关税是最初的隐形税：在港口征收，在结帐时缴纳。
首先，它们是一种为国家提供资金的方式，避免了设立可能引发政治反弹的内部税收（这是从威士忌暴动等事件中吸取的教训）。在欧文的叙述中，收入问题主导了共和国早期的贸易政策，甚至保护主义的论点也必须通过收入优先的视角来阐述。
限制关税是对国内产业的保护。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关税更多地成为一种政治工具，用来迎合国内产业面临的外国竞争——保护主义的动力。
欧文指出，随着收入动机的下降（这要归功于所得税），出于限制的动机有所提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关税越来越多地服务于工业游说团体，而非财政部。
互惠关税是国际贸易谈判中的筹码。
到 1934 年，所得税逐渐取代关税，成为联邦资金的主要来源——新政和二战加速了这一转变。关税成为全球贸易谈判中的筹码。
这正是 1934 年《互惠贸易协定法》、《关贸总协定》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背后的逻辑。互惠时代标志着走向自由化，摆脱孤立主义。霸权国家（美国）以降低关税换取进入外国市场的机会。关税不再是一道壁垒，而更像是一种杠杆。VERs，即旨在迫使各国实施出口限制的幕后交易，取代了关税，最终被更多、规模更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所取代。这推动了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的多边自由贸易时代到来。
1922 年：福特尼—麦康伯关税《福特尼—麦康伯关税法》是早期保护主义过度设计的雏形，也是首个出于非财政收入目的而征收关税的真实案例。
想象一下一战后美国的辉煌景象：美国工业产出充沛，但农民却日益贫困。当时最令人担忧的是来自欧洲的廉价竞争，但欧洲仍欠美国很多钱，而且由于美国不断提高关税，欧洲根本无法向美国出售任何东西。所以，很显然，美国再次提高了关税。
1921 年，国会通过了一项紧急关税法案，随后是 1922 年全面的《福特尼—麦康伯关税法》，由沃伦·哈丁总统签署。
这项法律将关税大幅提高，远超 1913 年《安德伍德关税法》所设定的低水平，也高于美国内战以来的关税水平（不过在应征关税的进口商品方面，税率大致与 1909 年《佩恩 - 奥尔德里奇关税法》时持平）。此外，该法还赋予总统调整税率的权力，幅度最高可达 50%，以“平衡国内外生产成本”。
结果如何？城市工业在 20 世纪 20 年代蓬勃发展，农业却陷入长期的衰退，欧洲贸易顺差也逐渐萎缩，要知道，他们得靠贸易顺差来偿还战争期间美国提供的物资。
对于美国工业界而言，20 世纪 20 年代是辉煌的十年。1922 年至 1929 年间，制造业产出增长了近 50%。失业率从 1922 年的 6.7%降至 1923 年的 3.2%。钢铁、化工、汽车等产业在关税壁垒的保护下蓬勃发展。受保护的行业纷纷扩大规模、增加雇工并盈利。在此期间，企业利润几乎翻了一番。
然而，农业领域的情况却截然相反。农业收入从 1919 年的 220 亿美元骤降至 1922 年的 130 亿美元。在城市繁荣发展的同时，美国农村却陷入了长达十年的大萧条，比大萧条提前了十年。原因是什么？欧洲市场因报复而关闭，而在战争期间扩大生产的美国农民则面临需求和价格暴跌。
在 20 世纪 20 年代，保护主义带来了集中的利益。如果你是城市产业工人，那真是个好时代。如果你是农民，这却是长达 20 年苦难的开始。保护主义的势头已然开启，并且对某些人而言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尽管另一些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1930年：失误大规模关税，大规模萧条。
1928 年，赫伯特·胡佛春风得意。这位伟大的工程师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总统大选：获得 444 张选举人票，而阿尔·史密斯仅获 87 张，胡佛赢得的县数甚至超过了 1920 年的沃伦·哈定，还赢得了 58%的普选票。这位“繁荣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向美国民众承诺“彻底战胜贫困”——然而这些话很快就成了他的梦魇。
股市飙升，失业率很低，美国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购买汽车、收音机和冰箱。自 1896 年麦金利获胜以来，由共和党人主导的第四政党体系（PANews 注：1896 年至 1932 年期间美国的政治生态）似乎一如既往地根深蒂固。
和他的共和党前任一样，胡佛也是保护性关税的忠实拥护者。胡佛在竞选期间宣称：“70 年来，共和党一直支持一项旨在充分保护美国劳工、美国工业和美国农场免受外国竞争的关税。”他将关税保护，尤其是对农业的关税保护，作为其经济议程的基石。
作为哈丁和柯立芝政府的商务部长，胡佛形成了一套清晰的保护主义理念：美国应将进口范围基本限制在国内无法生产的产品。这并非激进之举，而是麦金莱共和党传统的巅峰之作，是第四党体系经济正统思想的自然延伸。
胡佛以《福特尼—麦康伯关税法》的“成功”（自该法案通过以来，美国进口总额有所增长）作为证据，证明美国可以同时保护本国工业并扩大在加拿大的销售。他在 1926 年写道：“考虑到我们贸易的广阔前景，我们可以忽略提高关税会大幅削减我们的进口总额，从而摧毁其他国家从我们这里购买产品的能力的担忧。”他在 1928 年的一次竞选演讲中表示：“认为我们不能同时拥有保护性关税和不断增长的对外贸易的说法毫无依据。如今，我们两者皆有。”
随后迎来了 1929 年 10 月 24 日的“黑色星期四”，五天后的“黑色星期二”，股市市值蒸发了 300 多亿美元，几乎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投入资金的两倍。喧嚣的 20 年代戛然而止。在动荡之中，关税谈判并未平息，反而愈演愈烈：
鉴于经济震荡，国会非但没有重新考虑关税立法，反而变本加厉。最初的农业关税法案演变成了现在所知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以其主要发起人——犹他州参议员里德·斯姆特和俄勒冈州众议员威利斯·C·霍利的名字命名。原本旨在首先救济农民的法案，最终却变成了一个工业保护主义的怪胎。
起初旨在保护美国农民的定向举措演变成了一场保护主义的混战。在 1929 年至 1930 年初，该法案在国会审议期间，受保护的行业数量呈指数级增长。最终，该法案对超过 2 万种进口商品提高了关税，创下了自 1828 年“恶名昭彰的关税”以来美国历史上的最高关税税率。
漫画描绘了一头精疲力竭的共和党大象坐在路中间，靠着一块标有“关税法案”的大石头
市场对此并不买账。1028 名经济学家，尽管他们最终在如何摆脱大萧条的经济困境上意见不一，但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如果该法案得以通过，那将是一场灾难。
他们写信给胡佛，恳求他否决该法案：
1930年5月8日头版新闻
摩根大通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后来回忆道：“我差点跪下来恳求赫伯特·胡佛否决愚蠢的《霍利-斯姆特关税法案》。这项法案会加剧全世界的民族主义情绪。”
亨利·福特在白宫待了一整晚，试图说服胡佛，称这项关税法案将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害。
然而，1930 年 6 月 17 日，胡佛还是签署了这项法案，尽管政治自杀并非一蹴而就，但此举已经足够了。这项关税法案的不受欢迎程度迅速增长，从《纽约时报》上频繁出现的读者来信中可见一斑：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正如他们所说：超过 25 个国家采取了报复行动。全球贸易崩溃。
1929 年美国的进口额为 44 亿美元，到 1932 年降至 13 亿美元。同期出口额从 54 亿美元骤降至 16 亿美元。1929 年至 1934 年间，世界贸易额大约减少了三分之二。
1929 年的股市崩盘引发了经济衰退，而关税则使这场衰退演变成了大萧条。
起初只是一场金融冲击，但后来演变成一场系统性危机，因为政策——尤其是《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在需求端出现下滑时，却从供给端加以扼杀。
正如经济学家所预测的，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为此付出了代价。关税或许保护了特定行业的一些就业机会，但它们却因抬高了进口原材料的价格以及关闭了外国市场对美国出口商品的大门，毁掉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民主党人意识到这场灾难，于是在 1930 年中期选举中将关税改革作为关键的竞选纲领——这是他们自 1918 年以来首次掌控国会两院。罗斯福谈到《斯姆特 - 霍利关税法》时表示，它“迫使世界各国筑起如此高的关税壁垒，以至于世界贸易正在减少到几乎消失的程度”。
结局显而易见：《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彻底失败。
1922 年与 1930 年的关税有何不同？首先从起点来看：《福特尼—麦康伯关税法》是在全球经济相对增长的时期实施的，尤其是在美国。喧嚣的 20 年代掩盖了其诸多低效之处。而《斯姆特 - 霍利关税法》则是在 1929 年股市崩盘之后通过的，当时全球需求已经在萎缩。它让糟糕的形势雪上加霜。从保护主义的角度来看，关税是经济衰退的催化剂，但它们仍需要一个引爆点。
1922 年，企业和消费者信心满满，信贷资金充裕，金融环境宽松。而到了 1930 年，银行倒闭、股价大幅下跌、信贷紧缩的情况已屡见不鲜。此时，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出台，大幅提高税率，涵盖商品种类多达 2 万种，这无疑是雪上加霜，表明政府在关键时刻采取了疯狂的政策，导致投资者更加恐慌，担心保护主义进一步升级。
其次，报复性措施。《福特尼—麦康伯关税法》引发了一些有限的报复行为（例如 1928 年法国采取的措施，以及部分欧洲国家选择性征收关税），但 20 世纪 20 年代全球贸易仍在扩张。人们很容易从直接的经济影响来衡量《斯姆特—霍利关税法》造成的损害——将美国对应征关税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提高到 59.1%，这是自 1830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真正的灾难并非关税本身，而是它所引发的全球报复行为。
加拿大当时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此前对美国提高关税之举并未采取重大报复行动。1922 年的《福特尼—麦康伯关税法》提高了小麦、牛和牛奶等加拿大重要出口商品的关税，但加拿大生产商认为这些只是恢复到一战前的水平，尚可容忍。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则有所不同。当时全球经济衰退不断加剧，加拿大出口业已遭受重创。1930 年 7 月，《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刚通过，加拿大自由党政府便在大选中败给了保守党领袖理查德·贝内特。贝内特履行了竞选时的承诺，以提高关税的方式“强行”打开世界市场。将他国逼入绝境，其反应将愈发难以预测。
1930 年 9 月，加拿大大幅提高了对 16 种美国产品的关税，这些产品约占美国对加拿大出口的 30%。加拿大还不满足于此，还与其他英联邦国家谈判了优惠贸易协定，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报复行动并未止步于加拿大。到 1932 年，至少有 25 个国家对美国商品采取了报复性措施。西班牙专门针对美国汽车和轮胎制定了“韦斯关税”。瑞士抵制美国产品。法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商品实施配额限制。英国放弃了其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也采取了保护主义措施。这导致了局势不断恶化，全球贸易因不确定性以及持续升级的针锋相对贸易政策而陷入停滞。
第三，全球金融状况。1922 年，美国仍是一个崛起中的债权国，但金本位制尚未完全恢复，许多国家仍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恢复。当时还没有紧密整合的全球金融体系。然而，到 1930 年，金本位制已在全球范围内重新确立。国际贸易和债务流动的联系更加紧密。
最后，从象征意义的角度来看，《福特尼—麦康伯关税法》虽是糟糕的政策，但也在意料之中。自美国内战以来，关税一直是美国的常态，许多贸易伙伴认为《福特尼—麦康伯关税法》只是回到了一战前的水平。然而，《斯姆特 - 霍利关税法》则被视为在全球明显脆弱的时刻的升级。它表明美国在已巩固其债权国地位之时正转向内向型经济。它削弱了对全球协调的信心，并且可能促使许多国家在不久之后放弃了金本位制。
市场和政策制定者将斯姆特法案解读为不只是关税问题，更是一种世界观：孤立主义、混乱且非理性。不确定性抑制了商业投资。
这是保护主义贸易政策时代一场独特且前所未有的灾难，为罗斯福的当选铺平了道路。罗斯福迅速废除了关税并通过了《互惠贸易协定法案》（RTAA）。
1934 年：RTAA——互惠的开端在《斯姆特 - 霍利关税法》引发的保护主义灾难之后，美国的贸易政策走到了十字路口。1934 年《互惠贸易协定法》的出台标志着决定贸易政策的权力从国会转向行政部门，从而开启了从“限制”到“互惠”的转变。这一制度性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贸易政策的制定方式，并为二战后的更自由的贸易体制奠定了基础。
现代国际贸易的历史始于科德尔·赫尔，这位来自田纳西州的民主党人后来成为了美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国务卿。赫尔从农业发达的南方一路走来，这深刻影响了他对关税和贸易的看法。与那些试图保护制造业的北方同僚不同，赫尔深知高额关税会损害农产品出口。
签署《美国-加拿大贸易协定》。（前排，从左至右）：科德尔·赫尔、W.L.麦肯齐·金、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华盛顿特区
1935 年 11 月 16 日赫尔对贸易国际层面的认识是逐渐形成的。后来他回忆说，在华盛顿任职之前，他“曾亲身经历激烈的关税大战——但这些战斗都是在国内进行的，争论的是高关税或低关税对国内而言是好是坏。很少有人想到它们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互惠贸易协定法》从《斯姆特 - 霍利关税法》失败的废墟中应运而生。《斯姆特 - 霍利关税法》作为一项保护主义法案，引发了各国纷纷采取报复性关税，从而严重阻碍了世界贸易的发展，而《互惠贸易协定法》则为国际间的合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它引入了三个具有革命性的概念，这些概念将定义互惠贸易时代：
- 行政权力：近 150 年来，国会一直小心翼翼地捍卫其宪法赋予的“管理与外国贸易”的权力，导致贸易政策被地方利益所左右。《互惠贸易协定法》将大量的谈判权转交给了总统，允许总统在未经国会逐项批准的情况下将关税降低多达 50%。
- 双边削减：该法案允许与各个贸易伙伴进行有针对性的谈判，从而为贸易自由化创造了更具战略性的途径，并在谈判桌上赋予出口行业与进口竞争行业同等的地位。
- 最惠国条款：与任何一个国家谈判达成的关税削减都将自动适用于与美国签订商业协议的所有国家，从而产生扩大效应，加速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
虽然该法案最初侧重于双边协议，但它创建了一个模板，后来为国际贸易架构提供了参考
1947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为战火世界制定的规则
随着二战结束，战后经济秩序的缔造者们齐聚新罕布什尔州怀特山脉的一家度假酒店。位于布雷顿森林的华盛顿山酒店将为他们所设计的体系命名——这一框架旨在防止经济民族主义和金融不稳定，这些因素正是二战的原因。
1944 年 7 月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汇聚了来自 44 个同盟国的 730 名代表，进行了为期三周的紧张谈判。此次会议反映了对于战后经济秩序的两种相互竞争的构想。一方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他代表着饱受战争摧残、如今依赖美国财政援助的英国。另一方是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他代表着如今已成为经济巨擘的美国。
凯恩斯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国际清算联盟”计划，该计划将设立一种全球货币（他称之为“bancor”），这种货币能够自动平衡贸易，并防止出现过度的盈余或赤字。怀特的计划则更为保守，它在保留各国货币主权的同时，确立了以美元与黄金 35 美元兑换一盎司为基础的汇率稳定规则。
怀特的方案基本胜出，但也对凯恩斯关于调整灵活性的担忧做出了重要让步。最终达成的协议建立了两个关键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负责监测汇率并向面临国际收支困难的国家提供短期融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现为世界银行的一部分），负责通过长期贷款促进重建和发展。
布雷顿森林体系代表了 1914 年前金本位制度的僵化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货币战争混乱局面之间的妥协。各国将维持对美元的固定但可调整的汇率，美元通过与黄金的挂钩充当了体系的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向面临暂时国际收支问题的国家提供短期融资，使它们能够在不立即诉诸紧缩政策或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情况下进行调整。
该体系的设计初衷明确，防止 20 世纪 30 年代灾难性的经济民族主义。通过提供流动性和援助，该体系旨在为各国提供喘息空间，以维持国内经济稳定和国际合作。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缔造者们深知，在国内经济目标和国际义务之间的选择撕裂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体系。至关重要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缔造者们认识到，仅靠货币稳定是不够的。
需要一个补充性的贸易框架。这体现在 1947 年签署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中。
虽然美国和英国在该体系的框架上达成了一致，但在核心问题上却存在分歧。美国想要消除英国的帝国特惠制。英国希望美国大幅削减关税，因为这些关税自《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时代以来一直居高不下。妥协方案是什么？多边化，淡化政治影响，分散各方压力。
其核心支柱：
- 最惠国待遇（MFN）：对一个成员国做出的每一项贸易优惠都必须适用于所有成员国。
- 关税约束：一旦关税被削减，就不能无偿地提高关税。
- 取消配额（大部分情况下）：因为没有什么比鸡肉进口限制更能体现“中央计划”了。
鉴于金银矿藏遍布全球，即使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货币体系，也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全球储备资产的唯一来源。在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1971）下，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可以按固定汇率兑换黄金。因此，除了黄金本身，英镑和瑞士法郎也是储备资产的功能性替代品。
有些出人意料的是，1971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反而巩固了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作为唯一一种主要储备货币的来源，美国最终陷入了一种持续贸易逆差的动态，以向世界其他地区提供流动的储备资产。这看似反常，因为起初美元被抛弃，人们更倾向于“真正的”东西——黄金。20 世纪 80 年代，沃尔克重新确立了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1980 年，黄金不再是相对于美元的单向押注。它被“揭露”为一种易受投机性繁荣和萧条影响的不稳定商品——并非一种稳定的购买力储存手段。自 80 年代以来，美国一直难以实现贸易顺差（鉴于世界其他地区自然倾向于积累以储备货币计价的金融财富）。
然而，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并非没有给美国带来好处。“过度特权”的概念意味着，尽管世界其他地区拥有的美国资产多于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拥有的资产，但美国实际上从其海外投资中获得了更多收益。这是因为美国在海外持有的资产中，很大一部分是以高质量、低收益的美元货币余额和固定收益证券（例如美国国债、机构 MBS 等）的形式存在。
当存在国际信任和强制执行时（而且几十年来一直如此），借据式的法定体系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但美国霸权的全球秩序现在正受到质疑——不是来自世界其他国家，而是来自美国自己。
未来如何发展？虽然自二战后的互惠时代以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塑造美国关税历史的根本矛盾依然存在。今天正处于与 1930 年、1947 年和 1971 年改变贸易政策的拐点。正如那些拐点是由美国在全球秩序中地位的转变所驱动一样，今天的关税复苏反映了经济实力的又一次调整。然而，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关键的区别：美国正在主动打破其自身所构建的体系。
这场危机不会在三个月内结束。
美国在未来三个月所做的一切，并非为了减轻贸易负担或回归合理模式（例如 10% 的全面关税和有针对性的互惠政策），这将是第一枪。其重点将集中在孤立中国，试图迫使其坐上谈判桌。如果你不与我们站在一起，就等于与我们作对。
美国国内仓库中存有相当于 2-3 个月的库存，这些库存足以抵消或扭曲全球贸易受创的初期影响。随着这些库存的枯竭，将开始见证全球贸易冻结的真正影响及其后续效应。外汇储备管理机构将继续减少对美元的投资，因为美元已进入长期熊市。
暂停加征关税是正在进行的谈判中的一种战术姿态。在未来 2-3 个月内美国与中国达成永久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不大，但与欧洲乃至拉美国家的贸易谈判可能会取得一些间接进展。市场将此解读为缓和紧张局势的举措，但现实是，这加剧了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为了在接下来的 90 天里生存下来，必须要清楚……
如何理解政府的看法？在此背景下，了解政府的看法将大有裨益。在特朗普看来，美国的霸权和储备货币地位对美国来说是一项不公平的待遇——不仅在贸易和制造业领域失去了优势，同时还在“免费”地维护全球贸易体系。因此，现在美国的立场大致可以概括为：
真正奇怪的不是使用了关税，这没什么好奇怪的。特朗普几十年来一直热衷于关税，如果你对“关税人”征收关税感到惊讶，那你最好另谋高就。
令人惊讶的是，这三个“R”同时回归，却仍然未能展现全貌。
收入，以数十亿新联邦收入的形式出现的财政收入，虽未被称作增税，但实质上却与增税无异。
限制，不仅是一种产业战略，更是一种民粹主义美学——一堵墙，建在港口而不是边境，适用于一切事物。
互惠，从相互放松壁垒变成了以贸易逆差为计算的恩怨对决。
此外，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这并非单纯的收入问题，而是这种做法以及其发生的全球化世界所独有的。需要增加一个“R”来定义这种看似简单的关税率上调所代表的变化。因为我们并非真的回到过去的动态，而是正在进入一种全新的局面。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充分理解政府的观点。我们在两周前的文章《Seeing the Stag》中提到了试图通过瞄准其他国家的逆差来重新平衡全球贸易所面临的挑战。“特里芬两难”描述了一个储备货币国家面临的悖论（在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终止之前就曾出现过）。这个悖论如下：
“为全世界提供储备和兑换服务，对于一个国家和一种货币来说，实在难以承受。”亨利·H·福勒（美国财政部长）
不出所料，特朗普政府对“特里芬两难”的解读，与其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白皮书，不如说是更多的是账单。他们认为美国被利用了，被迫承担对外贸易顺差，他们想要纠正这种现象。通过对各国的贸易逆差征收关税，很好地表明了他们的优先事项和担忧所在。
从特朗普政府的角度来看，现有体系中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事情是：
- 外国央行购买美元不是出于偏好，而是出于义务——因为如果你想压低本币汇率，增加出口，就需要囤积美元。
- 那些美元被存入美国国债，而这恰好为抱怨被占便宜的同一个美国政府提供了资金。
- 美元仍然处于结构性高估状态，这是美元作为其他所有人的储蓄账户和救生艇的直接后果。
- 美国制造业被掏空，并非因为中国作弊，而是因为美国在一个它无法完全控制的网络中扮演系统管理员的角色。
- 最终，贸易逆差不断加剧，特朗普不喜欢“逆差”这个词，也不喜欢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的想法。储备货币的角色开始被视为一种负债，而不是一种特权。
租金将关税重新定义为一种全球经济参与的按服务收费模式，而非一种为国家提供资金（收入）、保护国内生产者（限制）或确保互惠准入（互惠）的手段。这种新模式本质上……
全球化即服务关税、北约威胁、反对外国收购等，正在形成一种刻意为之的模式：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从外国依附国攫取国民财富。即使这种手段会破坏全球贸易和美元的储备资产地位。
关税是一种生硬的工具，特朗普显然正将其作为更广泛谈判的一部分，试图颠覆这一体系。对华 125% 的关税税率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如此高的关税会导致贸易中断。那么，为什么不使用制裁或配额呢？因为从“支付费用”的角度开启谈判至关重要。
90 天关税暂停期的谈判可能会有多种结果。主要焦点将是组建一个联盟，迫使中国坐到谈判桌前，但也可能开始看到有关以更持久的方式征收这种“费用”的讨论。
租金如何支付？我一直对“海湖庄园”协议的想法持怀疑态度，而且极不可能实现。但是，研究讨论仍然是有价值的。拟议发行的百年期债券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但却很好地诠释了第四个“R”（租金）如何运作的。
其理念是：通过发行百年期国债，并设定负实际利率，并鼓励（迫使）各国将其现有的长期债券换成新发行的债券，美国可以从继续保持世界储备货币地位和全球贸易促进者的地位中获得额外的经济利益。
尽管其影响不可预测，而且可能是混乱的，损害美国的信誉，并严重扰乱收益率曲线，但特朗普可能会热衷于对那些同意将其国债转换为百年期、实际利率为负的债券的国家取消关税（或大幅降低关税）。毕竟，他一生都在为特朗普旗下的各个机构重组和再融资债务。
这只是一个例子，而且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例子。斯蒂芬·米兰最近表示，他并不提倡这种想法。但事实是，特朗普正在对现有的国际游戏规则发起冲击，并对美元和美国国债的作用提出质疑。,为什么？因为他只关注当前形势对美国财政的影响。这种观点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风险。
如果美国在敌对的世纪债券发行/互换中对外国持有的国债实际违约，这可能会导致金价上涨，美元下跌。这对收益率曲线的影响将令人瞩目。即使没有这种情况发生，官方外汇储备资产似乎也会进一步多元化，转向黄金、欧元、法郎和日元。而且，有可能达成以美元以外的货币结算贸易的协议。
面对这一潜在现实，各国官方持有的美国国债多年来一直在下降也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现行政策很容易被其他国家视为敲诈勒索。这种经济边缘政策本身风险极高。如果实施失败，就好比美国既是银行又是客户，从银行贷款……然后决定自行违约。
但事实依然如此：目前各国仍在与一个随时准备摧毁整个体系的人进行谈判，无论后果如何。不难看出，有多少国家会宁愿屈从，也不愿面对去全球化的世界和困境。
这种情况会有不致于重创全球经济的结果吗？有，但不会有能迅速恢复全球对美国信任的结果。
无论谈判进展如何，很明显，贸易政策将成为今年跨资产回报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很明显，我们正在目睹一场体制变革，它将在未来数年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
在这一新体制下，关税与其说是政策，不如说是先例。美国已表明，它会把市场准入当作一个调节器，根据地缘政治上的顺从程度而非经济效率来收紧或放宽贸易条件。无论政府提出大规模减税还是其他支持性措施，最终都将取决于美中贸易谈判的进展速度和方式。
眼下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中美两国已经迅速经历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报复的螺旋式上升，高达 145%。
因此，即使情况和环境截然不同，也不难理解1930年那些绝望的经济学家和银行家在目睹《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贸易战爆发时的感受。全球化已经变得有点像经济上的相互毁灭。可能会存在“赢家”。也许一个国家只被摧毁了80%，而其余国家则完全覆灭。但这真的是我们所期待的世界吗？
与胡佛政府不同，特朗普政府面临着既是债务国又是贸易限制国的矛盾。虽然两人都不顾经济学家的警告，试图通过关税来维持美国的地位，但胡佛的政策主要是为了保护美国工业而采取的防御性（且被误导的）措施，而如今的做法包含了额外的攻击性因素：故意利用美国的债务国地位作为筹码，将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从公共产品变成私人收费公路。
虽然回到上次关税如此之高的时候，然后说“好吧，这种情况可能会重演”，这可能很诱人，但这样做是有问题的。
关税国家的回归？如今已非19世纪90年代或20世纪30年代。如今的世界已经是全球化、一体化，从未尝试过重新分离。
我们距离一个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世界已变得何等相互关联的事件并不遥远。疫情不仅造成破坏，还揭示了真相。它以极其鲜明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全球贸易架构已变得何等脆弱。船舶停运，半导体消失，供应链强大的假象也随之破灭。
我认为我们不能就这样……拆解供应链。我也认为美国无法通过加征关税摆脱那些历经数十年才设计成的准时制、就地制和勉强具备弹性的体系。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并非斯穆特 - 霍利法案，尽管有很多人试图将其相提并论。
我认为我们无法……轻易地瓦解供应链。我也不认为美国能够通过关税手段摆脱几十年来被设计成即时、就地、几乎毫无弹性的体系。无论有多少人试图将其与《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进行比较，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并非《斯姆特-霍利关税法》。
这件事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没有历史参照框架。你可以借鉴 20 世纪 70 年代、30 年代以及其他任何重塑系统底层架构的事件，但这并不能解释所有问题。
20 世纪 30 年代，世界并未出现去全球化现象，因为当时全球化程度还很低。如今，我们首次目睹一个超级大国主动将一根木棍插进自己打造的全球化车轮的辐条里。
关键在于：它或许会奏效。只是暂时的、政治上的。直到它失效。
就像《斯穆特 - 霍利关税法》生效了大约三个月——直到加拿大采取报复行动，欧洲重新提高关税，全球贸易陷入陷阱。而美国农民破产人数创纪录，却仍投票支持那些压低他们农产品价格的人。
如今的关税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功能上并无二致。它们都基于同样的信念：认为通过破坏复杂性就能实现稳定。不幸的是，复杂性不会轻易屈服。
坦白讲：没人能完全弄懂我们这个复杂多变的全球系统在实时状态下是如何运作的。美联储不行，CEO们不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行，当然，我和你更不行。其连锁反应根本无法理解。然而，照我们目前的这种趋势走下去，我们对它的集体认知似乎只能通过最令人不安的方式得以提升。
这引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
在一个规则可能下一季度就发生变化的世界里，一家公司如何能承诺进行一项为期 30 年、资本密集型的投资？
在关税并非政策而是取决于下一条推文、下一届选举、下一轮民粹主义浪潮的氛围中？
这不只是贸易问题，而是资本形成问题。长期投资只有在极为罕见的几种情况组合下才可能存在：可预测性和对制度的信任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
尽管美国市场在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滞胀、科技泡沫以及银行挤兑等考验下展现出了非凡的韧性，但这种韧性并非偶然。它是建立在一种罕见且易变的成分组合之上，大多数国家都无法拼凑出这样的组合，更不用说维持数十年之久。
首先是全球贸易。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商业网络的中心节点——不是因为它生产最便宜的商品，而是因为它提供了最深厚的市场、最值得信赖的货币和最广泛的消费者群体。贸易一直是美国繁荣的幕后功臣，使美国能够进口低成本商品、出口高附加值服务，并将全球盈余转化为国内资产。
其次是政治稳定。不论人们如何评价两党制的极化和种种荒唐之处，但每四年一次权力的和平交接以及合同、法院和治理的可预见性延续，都让资本有信心留下来。投资者或许讨厌监管，但他们更讨厌混乱。
再加入一套健全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产权制度。破产法庭。可执行的合同。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枯燥乏味的技术性架构，但没有它们，资本就无法流动。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美元。美国的储备货币地位为全球资本创造了一种引力场。外国央行、主权财富基金、跨国公司：它们都持有美元储备、以美元结算交易并用美元管理风险。这种需求压低了美国的借贷成本，并赋予其在不立即产生后果的情况下维持赤字的无与伦比的能力。
最后，还有运气。两片大洋，纵横交错的河流和可通航的水道，天然良港，得天独厚的农业条件，一个半世纪以来没有敌对邻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在最关键的时期人口激增。一个大陆规模的内部市场。如果要设计一个注定称霸的国家，那美国的地图就是最好的蓝本。至少可以说，美国相当幸运。
这个体系表面上看似稳固，但实际上错综复杂、相互依存——这种平衡靠地缘政治的必然性、规范、激励措施以及一种礼貌的集体错觉维系着，即明天大致会和今天一样。只有对体系架构进行大规模调整的地缘政治事件，才会导致长期的波动，而不会出现“逢低买入”的时刻——1971 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回到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很快就会找到答案。
不可预测性的代价是什么？
不可预测性的代价是什么？老实说，我不知道。我认为没人知道。但这个体系所能承受的限度是有限的，一旦越过，就无法逆转。或许好消息是，美国仍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拥有更多的影响力。不过，除非其他国家联合起来，或者愿意承受比特朗普政府所预期的更多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