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合约与交易费用 - 区块链前沿 - BitMere

在传统的合约中，迫于第三方执法者（例如，法院，仲裁者）在事后进行干预的承诺，人们预期各方会遵守他们之间的合约。但根据不完全合约理论，这种外部执法的成本相当高，因此存在事后重新谈判的风险（即所谓的“套牢风险（hold-uprisk）”），这会削弱缔约方对专用性投资的积极性，迫使他们舍弃合约形式而采取合并的方式，以便在一家公司内部进行交易。相反，区块链技术则开发了智能合约来强制执行合约。由于区块链协议将执行等同于强制执行，模糊了这两个概念，因此在智能合约中，区块链技术能根据缔约方事先商定好的协议自动在线上执行交易（即，无需任何外部干预）。

区块链协议似乎消除了外部执法的需要和成本，因此，智能合约由于能够解决传统合约中的机会主义问题而受到关注。然而，如果这就说智能合约处理交易的效率要比传统合约高的话，那就忽视了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核心问题：高效适应机制的需求。有效率的合约管理必须最大限度减少对昂贵外部执法的需要，并且在易变而不可预测的未来情势中保证合约的适用性。

交易费用源于缺乏外部适应机制

我所提到的“外部”适应机制，特指通过外部方（通常是法官）的干预来协调合约关系，使其适用于突发事件。与传统合约不同，智能合约由于其自主执行的特性，取消了这样的外部适应机制。下面列举了外部适应机制的几个优点（不完整！），但智能合约没有这些优点。

当违反了传统合约时，外部执行者可能会提供一种或多种补救措施，包括撤销合约，履行特定义务，以及更常见的损害赔偿。法律补救措施是允许外部一方通过事后调整合约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更符合要求的一种手段。

另一种调整协议的方法是由法官来解释缔约各方的义务范围及其有望造成的结果。通过法律解释，外部强制者在事后适用合约条款时具备了一定的灵活性。

此外，传统合约无法转化为计算机代码并包含在智能合约中，因为许多重要的法律概念无法量化，例如不可抗力，重大违约和善意原则，也正是这些特性使得传统合约更具有适应性。当太多意外事件无法提前预知时，各方当事人更倾向于使用传统合约。而且传统合约能够使用已被广泛定义的合约条款（例如，贸易标准或合理的保障），而无需事先完全掌握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各方当事人也不必对条款的定义进行费时费力的讨价还价。由于这些已被定义的合约条款无法转化为二进制的计算机代码，因此智能合约可能会带来高昂的交易费用。

最后，某些情况下，外部干预是实现效率的唯一途径。例如，在出现双方皆有过错，欺诈和不合情理的条款时，法院可以命令修改传统合约，即使是在各方当事人持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尽管智能合约也希望能够解决这类案件，但如果人们不熟悉计算机代码，那么智能合约存在错误，欺诈或不合理条款的风险就很高。构建智能合约是不允许有第三方进行事后的适应性干预的。

即使智能合约的自主执行功能减少了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但由于它们排除了能够适应性调整合约条款的第三方，也就把相应的效率提升也排除了出去，因此产生了交易费用。

不良适应性带来的交易费用

对于智能合约的去中心化和非中介性质，区块链平台的第二个核心特征是它们建立在共识机制之上，所谓的“工作量证明”是目前最流行的共识机制。根据工作量证明，区块链的有效性依赖于谁的中央处理单元（CPU）资源更强大，这就造成了具有足够CPU资源的个体或群体可能会影响区块链和智能合约发展的风险。而这种风险也变得越来越具有威胁性，因为区块链网络的主导权逐步从原来的整个社区落到了目前主导几个流行区块链的少数人手上。尤其挖矿奖励是在随机的时间间隔内分配，且分配频率低，矿工（可被视为规避风险的代理人）会战略性地组成采矿池，以减少其单位时间收入的方差。经验数据表明，区块链的中心化确实发生了。

从交易费用政治的角度来看（参见Vatiero2018等等），共识机制可以决定智能合约的规则，虽然这些规则与大多数人的偏好一致，但效率低，不可靠，也不可预测。结合经济制度背景来详细研究这些风险，就会发现是与MancurOlson提出的集体行动逻辑有关，也就是说小群体（如采矿池）可能会利用较大的群体（如区块链网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动态的权益关系导致社会福利的流失。矿池可能会带来机会性风险（即使只是潜在的风险），影响各方当事人对智能合约的选择，从而产生交易费用。

最后，基于共识机制的硬分叉是产生交易费用的另一个源头。硬分叉能改变区块链的规则，因此硬分叉为智能合约的各方当事人创造了不确定性，进而改变了智能合约的制度设置。更简单地说，当矿池主导区块链时，会再次遵循Olson的集体行动逻辑，硬分叉可以制定有利于大多数人的规则，但这些规则会随着大多数人的变化而变得不确定。由于Olson产生的不确定性和扭曲的激励措施，硬分叉可能会产生传统合约不具有的交易费用。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交易费用方面智能合约应该比传统合约更好。因为智能合约事前已将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和义务编写成法规，再交由区块链明确执行，所以智能合约应该能降低与合约机会主义相关的若干交易费用。然而，问题在于，保证了合约执行没有一丝一毫的偏差，也就意味着阻碍了合约的有效率调整。结果并不总是理想的。事实上，我的反驳观点考虑到了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核心主题：需要一种能提高效率的适应性机制。缺乏对意外突发事件的外部适应机制是智能合约的主要缺点。此外，由于区块链使用的共识机制可能会改变，由此可能产生的概率性调整、多数人驱动型调整及其不确定性会大大增加智能合约的成本。因此，尽管智能合约优点很多，但当适应性变得重要时，它们会产生比传统合约更高的交易费用。

阿剑评：虽然这篇文章的上半部分我完全认同，但不得不说后半部分的推理实在粗糙。上半篇提到的“外部适应机制”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从“不完全合约”这个角度说也完全合理（“不完全合约”意即若在合约中穷尽未来各种情势以及相应的合约调整方案会产生极高的交易费用，因此现实中缔约方的合约都不会试图穷尽这些情势，而只涉及部分情势）。这种外部适应机制是我们的合约体系能够扩展的关键原因。但下半段就太粗糙了，如果说硬分叉会影响已签订的智能合约因此创造了不确定性，那传统合约体系中立法机关的行为也会影响传统合约呢，而且这也是一种无法通过外部适应机制本身消除的不确定性，因为它正来自于外部适应机制本身的变动。那么我就要问了：硬分叉以及治理问题创造的不确定性（即交易费用），与立法机关带来的，孰高孰低？

光是指出有交易费用是不够的，没对交易费用作比较，经济学的论证就无法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