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长鹏，一个在币圈无需过多介绍的人，2018年2月《福布斯杂志》将他列为“加密货币首富”，2018年5月，其身价超过13.9亿美元。
经历上世纪80年代末，赵长鹏随家人移居加拿大温哥华。他的父亲曾是中国的一名教授，后来被贴上“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签并被驱逐出境，在他十几岁的时候，赵长鹏曾作为麦当劳和加油站的一名员工，做着一系列辛苦而又报酬微薄的工作。
但是这个有着非凡智力和远见卓识的男孩最终脱颖而出，他后来就读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专攻计算机科学。
这个男孩的个性、智力和性格，都是无与伦比的，我们经常在史蒂夫·乔布斯和比尔·盖茨这样的巨人身上看到这些特质。
大学毕业后，赵长鹏在东京和纽约呆了一段时间，他建立了一个系统，将商业订单与东京证券交易所(Tokyo Stock Exchange)合并，然后再与彭博的交易簿(Tradebook)合并，在那里他开发了期货交易软件。
这段时间，这位25岁的程序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被提拔三次，在新泽西、伦敦和东京管理团队之后，赵长鹏还是变得不耐烦了。因此，2005年，他停止了这些工作，搬到了上海，成立了自己的Sistem Fusion公司，该公司以建造一些高频交易的系统而闻名。
2013年，赵长鹏从一位和他一起打扑克的风险投资家那里了解了比特币，他开始在各种重要的加密货币项目之间来回奔波。
他作为加密货币钱包团队的第三名成员加入了Blockchain.info，作为为期8个月的开发主管，他与知名的比特币传播者罗杰•弗尔(Roger Ver)和本•里维斯(Ben Reeves)密切合作。
他还在OKCoin担任首席技术官不到一年，这是一个数字资产之间的现货交易平台。从这里开始，赵长鹏不断地取得胜利和荣誉。他的一生充满了教导、牺牲、爱和激情！
创立Binance2017年7月，他创办了币安(Binance)，在公募获得1500万美元后的第11天，这家交易所就开张了。事实证明，这个平台几乎立刻就受到了用户的欢迎。几个月前，当比特币交易达到顶峰时，它每天的交易额高达110亿美元。“新机遇总是在变革时期出现。”
在比特币的私人社区里，我们钦佩很多像“CZ”这样的人，因为他在现实中代表了我们的理想和那些我们热衷的加密货币。社交媒体上已经进行了很多讨论，我们将继续讨论币安的未来和发展。
此外，赵长鹏可以通过他的工作帮助改变数百万人的生活，他还创建了Binance Labs，有一天可能会为区块链行业创建下一个Google或Facebook。
他设定了3个目标：
1）改变人们的生活;
2）改变金融机构;
3）改变世界。
阅读上面列出的这三点，我们看到了他想要表达的东西，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由一个才华横溢的团队组成。团队的成员以及我们社区的成员都喜欢的一点是，它是币安的附属项目。
那么，为什么赵长鹏会创建币安及其BINANCE LAB呢？因为作为币安的创始人，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并且相信像终会发生的加密货币革命。Binance Labs是一个“社会影响”基金。这是一项孵化，投资和授权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的最佳企业家，项目和社区的倡议。
Binance Labs不是一个以利润为导向的基金，而是一个专注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力，使命和激情的战略基金，它不仅仅是对于币安有意义。BINANCE LAB的任务是解决对生态系统最重要的问题，并改善世界。
2021年11月30日，当时媒体报道赵长鹏身价达到900亿美元（约等于5733亿元人民币），超越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晋升为华人首富。虽然因加密货币市值大幅缩水，赵长鹏身家暴跌90%，但他依然是亿万富豪，并且其实谁也说不清他到底有多少钱。
这位亿万富豪现在在哪？
有媒体报道，币安的竞争对手曾雇佣私家侦探去寻找赵长鹏的行踪，但该私家侦探团队“已经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去追踪赵长鹏，但未能成功，他怀疑币安雇佣了其他人来掩盖赵长鹏的过去和行踪，使他几乎无法被发现”。
这段叙述充满了谍战片色彩，以至于向知情人士打听赵长鹏在哪时，是满怀期待能得到一个离奇的回答的，结果知情人士说，“他就在法国、迪拜、新加坡这三个地方轮着待。”
虽然并未结婚，但赵长鹏的伴侣何一正怀着他的第三个孩子，前两个都是男孩，其中至少有一个是出生在美国。虽然孩子是美国人，但赵长鹏已经不能再踏足美国了，同时虽然赵长鹏出生于中国，但他也大概率不能再回到中国。
这仿佛是他身份的隐喻，出生于中国，成长于加拿大，在讲法语的蒙特利尔读的大学，辍学后在东京证券交易所暑期实习后转正，之后跳槽去纽约就职于彭博交易公司，后来回国在上海创业。在偶然机遇进入加密货币行业后，他的生活逐渐“crazy”，在加密货币被严厉打击后，他带着何一和团队逃往东京，之后去了马耳他，又到新加坡，在被新加坡驱逐后，他前往越南，辗转于全球除美国、中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
虽然赵长鹏和他的币安被许多国家监管驱逐，但这个庞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帝国仍在运转。知情人士告诉，在巴黎、迪拜、伦敦、里斯本、阿姆斯特丹、柏林、中国台北中国香港，乃至美国、加拿大、非洲亚洲一些国家都有币安的员工。赵长鹏说币安在“去中心化”运营，的确没有一个物理意义上的总部。
赵长鹏用推特做营销、与“投资者”沟通，用时常更换的内部通讯APP管理着币安，普通员工基本不能见到他本人，但谁都知道币安的管理“去中心化”，只是方便隐匿痕迹，而所有的事情还是听他指挥。他就在看不见的地方，掌控着这家日交易量数百亿美元的数字代币交易所，在更看不见的地方尝试着与各方交易，试图拿到一张合法的牌照。
唯有牌照，他才能暂时停止流浪。
麻烦制造者 对国内大众而言，赵长鹏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币安是一家几乎没听说过名字的公司。2017年国内正式出台法规禁止机构提供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相关交易服务，赵长鹏和币安在内地市场近乎销声匿迹，公司业务全部转战海外。
尽管离开了内地市场，但赵长鹏也不能够摆脱监管。毕竟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虚拟货币都是一门在灰色地带游走的生意。外号“CZ”的赵长鹏几乎每日都在社交平台一线冲浪，他在推特上有着850万粉丝，是最顶级的华人大V。
网络世界里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并不能为CZ在现实世界找到一个安稳的办公场所。几年来，币安辗转于英国、美国、新加坡、柬埔寨等国“流浪办公”，平台数据也需要在多个云服务器上来回切换。监管的围追并没有打消一些狂热的用户对加密货币的狂热，比特币等加密货币一段时间疯狂的行情让更多人涌入这个很难说清商业模式和真实价值的行业，币安在币圈影响力不断攀升。
在被日本金融厅下达逐客令后，新加坡一度算是“收留”了赵长鹏。新加坡作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一直摆出“金融开放”的姿态，在加密货币兴起后，新加坡试图迎领这波浪潮维持作为东南亚金融中心的地位，吸引了来自欧美、中国的web3、加密货币创业者，一时蔚然成风，你能在新加坡遇到加密货币领域各个“知名人士”。
赵长鹏在一段时间就常驻新加坡，时常骑着一辆滑板车去上班。但随着加密货币领域出现暴雷等事件，欧美监管当局收紧了对加密货币、交易所的监管，新加坡监管当局发现自己处在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如果放任加密货币发展，将与欧美、中国等主要国家的态度相悖，未来可能将面临全球监管同步的压力；另一方面若加入收紧监管的阵营，可能会错失“金融科技机遇”，毕竟全球加密货币的日均交易规模在高峰时过千亿美元。
2020年1月，新加坡通过了《支付服务法案》（PSA），法案要求在新加坡运营的所有加密交易所都必须注册和获得许可，试图更有效管理加密货币和交易所。2021年9月2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以可能违反PSA为由，将包括币安在内的699家公司列入“投资者须警惕名单”（Investor Alert List）。
4天后，币安宣布暂停在新加坡的服务。知情人士A说，赵长鹏、币安与新加坡监管当局的关系最终破裂，是因为FTX交易所暴雷事件。
FTX事件2022年11月，数字货币交易平台FTX的CEO Sam Bankman-Fried（以下简称SBF）掌管的对冲基金Alameda Research被曝存在严重的财务风险。当月6日, 赵长鹏宣布“我们将抛售账面上所有的FTT（FTX代币）。”币安将卖出其持有的5.3亿美元FTT的做法，引发FTX用户挤兑潮与FTT抛售潮，仅仅2天内，FTT就下跌84%。赵长鹏是FTX最早的投资者之一。FTX为申请许可证，一直要求币安提供赵长鹏财富来源、银行关系和币安所有权分配关系，币安一方置之不理，双方关系恶化。
随后，FTX高价收回了赵长鹏的股份。当FTX危机愈演愈烈时候，SBF不得不向赵长鹏求助希望币安收购FTX。赵长鹏前一日答应，仅一天后的12月10日,赵长鹏就宣布取消对FTX的收购。
FTX只好停止用户提款，FTX被加速挤兑。11日，FTX、Alameda申请破产保护，SBF辞去FTX的CEO职位。随着调查的深入，SBF团队构建的庞氏骗局逐渐浮出水面，SBF最高可能被判处115年的监禁。赵长鹏一度似乎高兴于竞争对手的消失和“复仇”，他发推称，“加密货币不会消亡。我们还在这里，大家一起重建。”币安顺理成章地接受了从FTX转来的用户。
不但红杉资本、安大略省教师退休金计划等众多知名机构投资者因“踩雷”而被迫蒙受巨额损失，新加坡政府和其监管的淡马锡控股也被迫面临质询。
数据显示，新加坡用户在FTX全球流量中占比5%，月平均独立用户为24.16万人。根据新加坡统计局公布的官方数据，截至今年6月，新加坡总人口为563.7万人。这意味着新加坡全国可能有超4.2%的人口受到了FTX暴雷的影响，是全球受到影响第二大的国家。
据公开报道，淡马锡控股因FTX暴雷被迫减记了对FTX的全部2.75亿美元投资。知情人士告诉，原本新加坡监管当局要求在新加坡运营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禁止服务本国居民，但可以招揽除新加坡国民以外的客户。即要经济利益又不想承担风险。这个默契在FTX暴雷后被打破，新加坡发现众多国民事实上绕道参与了交易，造成了巨大的风险。
而赵长鹏的举动加速了FTX的崩盘进展，参与“投资”的散户来不及逃脱，更令大金主们损失数亿美元，备受指责。在新加坡遭受巨额损失后，对赵长鹏的态度180度大转变，他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FTX宣告破产后不到两周，新加坡警察部队就对币安展开金融犯罪调查。
知情人士说，赵成鹏和团队因此被下了驱逐令。FTX破产使得币安收获了其客户，但赵长鹏也很快意识到，他心心念念的合规经营也因此变得更遥遥无期，他在一封全员信上说：“FTX事件对行业中的任何人来说都不是好事。请不要将此看作我们的一场胜利。用户的信心已经严重受挫。”此后，赵长鹏的行踪变得愈发神秘。
写在最后据统计，截止2022年底，币安拥有超过1.2亿用户，每天交易额达到数百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发行的加密货币BNB按照市值规模看，是全球第四大加密货币。
在加密货币领域，币安、火币、OKCoin这些由华人、中国人创立的交易所能异军突起，除了打法激进、玩法多样外，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能卷。加密货币玩家说，“全球加密货币交易所竞争很激烈的，对人力、客服、安全性要求都很高，只有中国人才能够把这个服务行业做到极致。
举个简单的例子，老外创办的交易所，不可能做到24小时客服，出了个问题，我们只能给它发邮件，可能要等一两周之后，那边才处理这个问题，这谁受得了，但中国人开的交易所能24小时在线响应。”这一说法得到了知情人士的印证。他说，“也不一定是老板说一定要招中国人，但你是中国人就愿意招中国人进来，本身币安就是很中国式管理的企业。”虽然加密货币领域面临着愈加严厉的监管和不确定性，但在这些年惨淡的就业环境下还是吸引了不少人加入，币安的员工总数快速扩张，一度高达8000人左右，公司的管理并没有跟上，遭遇了“大公司病”，内部流程混乱，许多新业务没有完全定型，内耗加剧。
而币安在内部沟通的“去中心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混乱，为了“安全”，币安经常更换内部沟通软件。在知情人士看来，币安内部很卷，如果想被老板“看见”就必须好好表现。老板也有意强化这种相互竞争的氛围，“有些人厌倦了这种无休止的卷，每过几个月就会有一次轮换，卷赢了又怎么样呢？”赵长鹏还尝试过“国际化”，币安曾招募来了一些外籍员工包括中层、高管，这批员工在文化上有点难以适应，而不少人最后是被裁掉的。知情人士说，“他们公司（币安）这三四个月就陆陆续续有人走，参加会议的人经常变，可能大公司都这样吧，当然也可能没有这么突出。”
